治疗子宫内膜癌的费用、治疗子宫内膜癌最好的医生

作为妇科三大常见恶性肿瘤之一，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近年来呈上升趋势，且患病人群呈年轻化趋势。对于尚未生育的年轻子宫内膜癌患者来说，治疗不仅要消灭癌细胞、保住患者的生命，还要考虑到她们康复后成为母亲的愿望。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王建六教授带领的团队经过10多年的努力，对子宫内膜癌的发病机制、肿瘤微环境、基因标签等进行了系统研究，并率先提出子宫内膜癌雌激素作用的双受体双效应理论，总结国内外领先的个性化治疗方案，使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的完全缓解率从50%提高到60%国际水平的%达到80%以上，康复患者的妊娠率也从20%左右提高到43%。

强强联手，开展基础研究

据统计，2002年，全球有19.8万名子宫内膜癌患者，到2015年，这一数字增至31.9万人。在我国，子宫内膜癌的发病率为18/10万。这些患者中约有30%处于育龄期，其中近一半尚未生育。 “传统的肿瘤治疗方案是切除和破坏，这对于年轻的早期子宫内膜癌患者来说是残酷的。康复后孕育新生命是大多数患者及其家属的期望。我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疗理念，为了逆转肿瘤进展，我们不仅要保留子宫，还要让患者具有生育能力。”王建六强调。

针对临床问题，从患者的期望出发，研究团队从发病机制开始探索解决方案。

以往，关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机制，学术界普遍认为雌激素通过雌激素核受体途径刺激子宫内膜增生，导致子宫内膜癌的发生。然而，这种机制无法解释雌激素受体阴性患者和雌激素水平低的绝经后患者的发病。王建六认为，不能简单地关注雌激素和受体，而是可以通过更多思路寻找其他发病机制，为新的治疗方案找到突破口。

从细胞、组织、动物模型，到临床实验，这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研究过程。

“系统研究必须依靠团队力量，整合国内相关团队共同攻关，提高效率，尽快将成果运用到临床。”王建立查阅文献发现，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有子宫内膜癌代谢机制的研究。探索中，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在子宫内膜癌分子分型方面有研究基础，而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优势在于雌激素及其受体及相关基因作用机制的研究。于是，三家医院决定联手。

很快，他们发现子宫内膜癌的发生与雌激素受体、亚型及其变异体的共同调节有关，且与雌激素受体亚型关系更为密切，阐明了雌激素核受体与激素的关系——子宫内膜癌（I型）及其基因转录效应和分子机制已初步阐明。

随后，团队进一步研究发现子宫内膜癌细胞具有雌激素膜受体及相关信号通路，并发现其分子机制中的关键分子是G蛋白偶联蛋白和钙离子通道蛋白。由此，他们率先提出雌激素作用于子宫内膜癌的“双受体、双效应理论”，即雌激素通过核受体和膜受体，既通过基因转录又通过非基因发挥生物学效应。转录。其中钙离子及其通道蛋白是重要的“第二信使”。这为解释雌激素核受体阴性患者和老年患者的发病机制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肿瘤微环境寻找突破

在发现膜受体和钙离子快速通道后，王建六将目光投向了癌细胞和肿瘤微环境。 “癌细胞和肿瘤微环境的关系就像种子和土壤，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很有可能取得突破。”

研究团队在糖代谢、胰岛素分泌、脂肪代谢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新发现。他们首先找到了糖代谢异常的关键调节因子——胰岛素/胰岛素受体，并确定糖代谢异常与子宫内膜癌的发生有关。随后发现胰岛素可以促进子宫内膜癌细胞增殖、抑制细胞凋亡、促进侵袭、转移和肿瘤血管形成，为糖尿病药物在子宫内膜癌治疗中的应用提供了理论依据。基于此，研究团队针对糖代谢异常的子宫内膜癌患者提出了黄体酮联合二甲双胍的治疗方案。

同时，他们对人体最大的内分泌器官——个脂肪组织进行研究，发现多种脂肪因子可以促进子宫内膜异位症：脂联素、内脂素和瘦素通过诱导细胞周期停滞和凋亡来促进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癌增殖并增加细胞侵袭性。因此，研究团队提出，控制超重患者的体重，减少脂肪细胞分泌相关因子，可以起到干预和预防作用。

为了取得更好的临床治疗效果，王建六还组建了由妇科、内分泌、心脏病、生殖、产科、中医、针灸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团队，为患者制定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

通过这些进展和努力，早期患者的完全缓解率已提高至84.4%，康复患者的妊娠率也提高至43%，明显高于国际水平。目前已有数十名患者病情逆转并成功产下婴儿。王建六团队受邀在美国、奥地利、俄罗斯、日本、韩国等相关学术会议上与国际同行分享这些研究成果。他们“千方百计保存器官、保护功能、进行个体化综合治疗”的理念得到了国际同行的称赞。

基因芯片研究“本土化”

“坚持自己的科研思路、保持专注是非常困难的。”王建六坦言，与临床工作相比，科研工作大多枯燥乏味，可能消耗大量精力却出不出结果。但要解决临床问题，还必须持之以恒地进行科学研究。

2008年，团队开始研究基因芯片，希望找到子宫内膜癌的基因标签，建立预后预测模型。经过大量基础工作，研究团队鉴定出492个基因芯片。此时，国际上出现了超过2万种基因芯片组测序技术。

我们应该使用国际公认的技术吗？ “不要轻易改变方向。”王建六坚称，国际通行技术中亚洲标本很少，亚洲人种与欧美人种不同。 “我们必须使用中国标本来研究基因分型。” ，以更好地解决中国患者的临床问题。”

因此，研究团队最终基于492个肿瘤相关基因定制了低密度芯片，筛选出与子宫内膜癌患者预后密切相关的21个基因，从分子水平区分子宫内膜癌样腺癌和子宫内膜浆液性乳腺癌。率先发现SHARP1可作为子宫内膜癌患者淋巴结转移的新靶点； REG（蛋白酶体激活基因）是人类肿瘤抑制基因P53 突变的子宫内膜癌的治疗靶点； DUSP1（双特异性磷酸酶基因））是一个独立的预后标志物，为靶向治疗和分子分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结果发表在期刊增刊《科学》 上。

“现在有4个基因用于临床疾病评估，目前判断预后的准确度是86%，国际上是79%。这项工作还在路上。当你快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如果你坚持下去，就算是负面的结果，至少也告诉我们，这条路是走不通的。”王建六坚持并警告他的学生。

令王建六欣慰的是，这些研究成果已被纳入国内教材和专着，并荣获2018年度中华医学科学技术奖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