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买医疗器械、我要买医疗器械

4月26日消息：近日，在一场圆桌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青岛等地区的大型医院院长就公立医院改革展开热烈讨论。

4月11日，在国家发改委召开的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座谈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要求，各级公立医院、各类医院取消药品加成。 9月底，对除中药制剂外的药品实行零加成。率销售。

这是我国2009年公立医院改革以来的一个里程碑。但同时，这也成为很多公立医院的坎。 —— 取消药品奖金。医院靠什么谋生？

对此，国家给公立医院开出的“药方”是调整医疗服务价格——，以弥补取消药品加成带来的医院收入减少。中青报·中青在线记者了解到，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没有药品加价，医院和医生依然过得很好。一个重要原因是医疗服务价格“够高”，比如叫救护车需要1000美元左右、治疗孩子脱臼需要200美元、注射狂犬病疫苗需要1800美元等（收费不同）不同地区）。

然而在我国，这一轮医改要求患者接受挂号费从8元涨到60元，手术费用从几千元涨到近万元。这是公立医院院长普遍关心的问题。换句话说，医疗服务价格的上涨真的能够弥补“药品加成”的缺口吗？如果医疗价格上涨，患者还会来就诊吗？分级诊疗后，大医院的病人数量会大幅减少吗？

近日，在中欧卫生管理与政策中心主办的上海卫生政策圆桌会议上，来自北京、上海、深圳、南京、青岛等地区的大型医院院长就公立医院改革展开了热烈讨论。中青报、中青在线记者发现，院长们在关心“医院收入是否减少”的同时，更关心如何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如何留住患者等核心问题。

大医院期待简政放权

“如果完全放在市场化的环境下，我们的医院就会最先倒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石丙寅主任一开始就给三甲医院的院长们敲响了警钟。

他的意思是，现在看起来很风光、每天都人满为患的公立医院，一旦置于与市场化私立医院平等竞争的环境中，无疑就会消亡。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私立医院可以和公立医院使用同样的医疗保险，患者是愿意去环境优雅、服务态度好的私立医院，还是去人满为患、医院里气味刺鼻的公立医院？洗手间？如果私立医院的医生和公立医院的医生能够参加职称评定和职业标准培训，高水平的医生是否愿意留在公立医院每周值班2天、每周7天、或者在高收入私立医院？

石丙寅认为，最大的问题出在体制机制上。 “有些事情我们必须做出决定，半年之内都不会决定。此外，我们还有很大的负担。如果将来真正市场化的话，我们的医院就会受到影响。 ”

对于类似问题，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院长王新生也感慨良多。他说，今年年初，医院的救护车突然抛锚了。他打算购买一辆新的救护车，但遭到了医院财务部门的反对。 “我说为什么不能买？他们说因为‘没有预算’，必须明年报。”你只能在你的预算范围内购买它。”

更麻烦的问题还在后面。王新生说：“现在我们要买医疗器械，不管买什么类型的，都要报省里，省里统一招标，然后不管怎么样，价格最低的就得了。”出价，你必须要价更便宜的。”什么。”

近年来，王新生开始探索新型公司治理结构。最重要的环节是“取消编制，实行年薪制，实行岗位责任制”。 “我们希望政府真正做到简政放权，否则我们公立医院未来就会出问题。竞争压力这么大，没有自主权，还怎么竞争？”

石丙寅已经尝到了一点“独立”的甜头。 2015年，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向国家卫生计生委申请设立公司，并于2016年获得批准。这个新公司主要负责医院科研成果的转化。预计药品零加成后，公司将为医院“做一些补贴”。

事实上，取消药品加成、提高医疗服务费后，像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这样的大医院与过去相比，每年仍有数千万元的收入差距。 “这家科技成果转化公司的收入一年比一年多。”钱拿回来没有问题。”石丙寅说。

“这家公司还收购了一个月子中心，接管了医院里所有的公交车，你可以对外运营，为我们提供服务。”史丙寅说道。

“松散”医联体责权不明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以下简称北大三院）近年来积极参与公立医院改革，成立了以特色学科为主导的医疗联合体，帮助更多基层医院。

不过，这个过程耗费了医院大量的精力。该院院长乔杰认为，这些“松散”的医联体由于没有明确的责权和利益分配，很难落实好、有效。比如，派一位妇产科大专家到基层医联体单位，到社区会诊一天。这一天，前来咨询的患者最多有35人，对应专科医生的患者几乎没有。 ”，“这其实是一种资源浪费，这样的专家在我们医院一天至少要看10个“专病”、疑难杂症的病人，让他到基层去一天看几个病人真是浪费资源。”

一些三级医院积极参与“松散医联体”的动力不足，更愿意直接接受政府邀请，承办新落成的新医院。事实上，大医院只有紧密合作，才能真正有“服务基层”的动力。

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党委书记翟立祥曾多次收到类似邀请。他说，在广东，包括山东大学附属医院在内的大多数城际医院都收到了地方政府的邀请，“政府建了一个医院，让我们来管理，或者可能想在那个地方开一个分院”地区并邀请我们去那里。”

据悉，广东省中医院现拥有5个院区，3000多张床位，5000多名员工。 2016年，门诊总量741万人次，收治患者11.8万人次，手术量14万例。 “效率还是比较高的。”

以广州市民政局慈善总会援建的“广州慈善医院”为例。这家医院的资产属于民政局，医护人员由广东省中医院派出。正常运行管理由广东省中医院负责；地区三级医院珠海市中医院已将全部资产和人员全部移交给广东省中医院。

分级诊疗是对大医院的挑战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各大医院已经为此次改革的最大亮点“取消药品加成”做好了准备。相比之下，他们更担心未来分级诊疗的进一步推广。

石丙寅算了一笔账：“比如一家大医院，如果年收入30亿元，药品收入约占12亿元，利润1.8亿元，这1.8亿元中的90%需要要通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来弥补，那就意味着我们要内部消化1800万元，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医院来说，这个比例并不大。”

分级诊断和治疗是不同的。根据国家规划，未来90%的患者应在当地基层医院就诊。 “如果患者数量大幅下降，对我们来说将是非常致命的。”石丙寅认为，各大医院现在就应该为未来做好规划。例如，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就提前部署了30家基层医院。这些医院基本覆盖西安周边县市。 “这可以保证我们未来拥有一定的患者资源。”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点关注“疑似危重症病例”。副总裁卢芙蓉表示，他们的做法是把“大超市”变成“精品店”。去年，该院拨款3000万元，鼓励各科室收治疑似危重症患者。 “考核指标由原来的门诊和住院手术总收入（手术例数）调整为疑似危重症患者的比例，比如外科强调100名患者中收治多少例手术患者，如何评估疑似危重症患者的比例。许多34级手术都涉及这些手术患者。 ”

同时，“快慢之分”也被放在重要位置考虑。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分院去年新建了老年护理中心，新增了“慢病专区”。去年，它接待了800名转诊患者。这800人占医院病人总数的0.6%，但却占了医院床位的6%以上。 “从疑难杂症、慢性病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保证医院平稳过渡。”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预测，未来，中国依赖患者数量、薄利多销的大型医院将发生全面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