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云南老山前线的一间营房里，灯芯跳了一下，十几个女兵围成一圈，谁也不好意思先坐下。一个姑娘把剪刀往同伴手里一塞，说：“来吧，你先剪。”剪刀咔嚓响了一声，一绺黑头发落在泥地上。有人笑，笑着笑着眼圈就红了。那天晚上，她们一个接一个剃成了光头。
要弄清她们为什么剃头，得先说说老山是个什么地方。老山是中越边境上的制高点，和隔着南温河相望的八里河东山一起卡着从麻栗坡到越南河江省的通道，站上去能通视两边纵深二十多公里，谁占住它，谁就攥着主动权。从1984年到1989年，这里打了五年。阵地上到处是猫耳洞，洞不大，只能塞几个人，常年潮湿，雨水顺着岩壁往下滴，夏天闷得像蒸笼，衣服几天都干不了。
这些女兵多数来自昆明军区所属部队的战地救护队和前沿通信班，其中一支被老兵们叫作“老山十姐妹战地救护队”，1985年前后组建，成员主要是军医学校毕业生和卫生兵，年纪普遍二十岁上下。任务很清楚：前沿急救、伤员转运、线路保障。可猫耳洞里根本养不住长头发——几天不洗就结成一团，虱子乱爬，戴钢盔压得头皮疼，给伤员包扎时头发掉下来糊住伤口更是要命。有个卫生兵说得直白：“头发在这儿是累赘，留不住。”
剃完头的那一晚，没人睡得着。有人摸出纸和笔。那年头，上前沿的兵习惯先写一封遗书。陆军炮兵防空兵学院的都吉君教授至今还留着自己在1986年写下的那封，里面写着“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把生命抛洒南疆”。女兵们的信纸摊在膝盖上，笔尖悬着，写“妈”字写了一半就写不下去，有人干脆只写一句：要是我回不去，别找我了，就当我在外面出差。
第二天，她们就往前沿去了。按当时的规定，女兵不能上一线，可规定拦不住人。有个女兵被下了调令，她当场把调令撕了，自己绕道跑去老山的炮营阵地，哨兵不让进，她从腰包里掏出一颗没拉环的手榴弹往腰上一挂，冷冷地说：“这就是我的通行证。”哨兵愣住了，手还没从枪套里拔出来，她已经背着药箱踩进烂泥里，钻进猫耳洞一待就是72天。
前沿最要命的活儿是抬担架。老山的山路又窄又陡，最极端的地方坡度能到七十度，担架根本使不上，只能用雨布兜起伤员，四个人一人抓一个角往下抬。路是从雷区里开出来的，两边插着红白两色小三角旗，谁脚下打滑滑出旗子边界，头一个触雷的就是他自己。作家朱秀海在《长相忆》里写过，一次夜间转运，一段山路走了两个多小时。女兵们跪在战壕里举着输液袋，跟着担架队一路爬，三公里下来，手都没松过。
通信兵的日子也不好过。线路断了，三个人摸黑钻出去查断点，远处还在打炮，等接好线、听到耳机里重新有了声音，天已经快亮了。1985年12月，53名突击队员要去打968高地，出发前女兵们含着泪给战士点烟，火柴划了好几次才划着，首长端起酒碗说，干了这一杯，活着回来庆功，牺牲了，烈士陵园见。那不是电影台词，是当天真真切切发生的一幕。
伤亡一直没停。有段时间没打大仗，平均每天也要牺牲一个人。负责烈士工作的韩亚清带着21人的战地烈士工作组，从抢运、清洗到缝合、火化、登记弹片，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做。头一天给烈士清洗遗体，看着那些残缺的遗骸，他忍不住掉泪，两天吃不下多少饭，胆小的战士连厕所都不敢去。火化队的人抓起一把骨灰，里面能捡出四十一块大小弹片，平均每个烈士身上能少出一斤多重的弹片，大的像拳头，小的像米粒。
救护队里流传着一件事：310高地那次，一个女兵自己也中了弹片，打进了左侧屁股，她自己把弹片拔出来，包上纱布接着干，最后高烧昏迷，是被人硬抬下来的。她们中的很多人，剃掉的头发还没长出一寸，就已经在阵地上待了几个月。
1987年，一批女兵从阵地轮换下来，卡车刚停稳，她们没顾上喝水，抱着旧衣物就往营房后侧的空地走，蹲在角落里把内衣烧了——那些衣服是从猫耳洞带下来的，潮、霉、洗不干净，烧掉才算跟那段日子告个别。附近的战士远远看着，没人过去问。
后来老山地区撤销了防御作战任务，只剩边防部队驻守，老山精神作为一种时代精神传了下来。当年剃光头的姑娘们，头发早就长回来了，有的当了母亲，有的当了奶奶。只是那晚落在地上的头发、膝盖上没写完的信，还有那些没能一起走下山的人，她们大概一辈子都忘不掉。（本文依据老山战役亲历者回忆、韩亚清与陶正明等人的烈士工作记述、朱秀海《长相忆》及相关战地报道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