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刀贴着她们的头皮一路推过去，一缕一缕黑头发落在地上。有人咬着嘴唇不吭声，有人别过脸去，可眼泪到底还是掉在了膝盖上。几个年轻女兵互相帮忙，从头剃到光，谁也没笑话谁。
那是1986年，云南老山前线。这些姑娘大多来自战地救护队和前沿通信班，其中最有名的一支，被老兵们称作“老山十姐妹战地救护队”。成员主要是军医学校毕业生和卫生兵，年龄普遍在二十岁上下。她们的任务很明确：负责前沿阵地的急救与伤员转运。
在老山，头发是实打实的累赘。猫耳洞常年潮湿，雨水顺着岩壁往下滴，夏天洞内温度高得吓人，衣服几天都干不了，更别说洗头。伤员抬进来的时候，头发一绺一绺挡在眼前、垫在脖子上，处理伤口都碍事。剃掉，不是不怕难看，是怕耽误事。
剃完头那天晚上，这些女兵含着眼泪写下了遗书。在那个年代的前线，写遗书几乎是每个上阵官兵都要做的事。都吉君教授至今还保留着自己1986年写下的遗书，几十年后他把遗书连同军功章一起展示给世人。遗书里有这么两句：“一秒接过军装，一生都献给国防。”“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把生命抛洒南疆。”千千万万奔赴南疆的战士，心里想的都是这个。
接下来，她们要去的是全老山最危险的地段。老山这地方，河多沟深，光是大河就有3条、小河7条，还有1条暗河，水流湍急；雾大雨多，能见度极差。更要命的是，越军在这里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地下还埋好了地雷。
从高地通往山下的每一条小路，都是从雷区里硬开出来的。路边插着红白两色的三角小旗，抬担架的人只能踩在小旗以内，谁脚下打滑、滑出旗子边界，首先自己就会触雷。山路窄而陡，最极端处坡度达到70度，担架根本用不了，只能用雨布兜起伤员，四个人一人抓一个角往山下抬。
女兵们就守在这样的救护点上。1986年2月，一张照片拍下了前线最柔软的一幕：19岁的山东农村战士李建军，马上要去执行特别危险的突击任务，出征前他找到28岁的护士于淑晴，说要抱一抱，于淑晴含着眼泪抱住了他。拍摄者是记者王树海，照片先登在解放军报上，很快被人民日报转载。当年3月，人民日报做过统计，仅一个月就收到超过500封读者来信，全在说这张照片。人们叫它“老山最深情的拥抱”。
也有不走寻常路的女兵。1986年春天，一个背药箱的女兵站在弹药库哨兵面前，旧军装上满是风干的血痕，手里却拎着一颗没拉环的手榴弹。哨兵手还没从枪套里拔出来，她已经冷冷说了句：“这就是我的通行证。”她原本被分配在后方医院，调令下来直接撕了，自己跑去云南。她钻进猫耳洞，一窝就是72天。有战士腿被弹片打穿，她跪在战壕里一手举输液袋一手压伤口，跟着担架队爬了三公里，输液没断过。310高地那次，她自己被弹片打中，自己拔出来包上纱布接着干，最后高烧昏迷被人硬抬下来。
这些还只是“活着的代价”。更沉的是火化队那边的账。原1军1师师政治部组织干事韩亚清，被任命为烈士火化组组长，带着21名干部战士负责这项工作。第一天清洗烈士遗体、缝合残肢时，他望着那些遗骸，眼泪当场就下来了。一直忙到天黑，谁都没胃口，两天下来几乎吃不下饭，胆子小的连厕所都不敢去。
负责整理烈士遗体的人心里都清楚，很多遗体从阵地上运下来时已经不成形了，只能用麻袋装着。做法是：把碎片残肢放进大木盆，剜出弹片，用温水清洗、毛巾擦干，再一针一线缝合起来。有位烈士头被炸飞了找不回来，他们就拿事先做好的头样装上。整理完，套上缝着红领章的新军装，盖上“八一”军旗，放哀乐，默哀，最后推进火化炉。有人抓起一把烈士骨灰，数出大大小小的弹片四十一块；火化场的同志说这不是特例，平均每个烈士身上都能少出一斤多重的弹片，大的像拳头，小的像米粒。
1987年，几十名女兵从老山阵地轮换下来，卡车一到休整点，她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喝水、不是回家，而是悄悄抱着旧衣物走向营房后侧的空地——烧内衣。那都是从猫耳洞里带下来的。洞里常年潮湿，衣服几天干不了，很多贴身衣物早就没法穿了。附近的战士看见了，谁也没过去问。
那些二十来岁的姑娘，剃掉头发的时候哭过，写遗书的时候哭过，抬着战友往山下走的时候也哭过。可哭完，手还是稳的，路还是继续走。后来老山地区撤销防御作战任务，只作为普通边界由边防部队驻守，但“老山精神”四个字一直传了下来。今天回头看，那一地落下的头发和那一叠含泪写下的遗书，说到底就是一句话：把最柔软的自己，交给了最硬的战场。
